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1997年)。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李茂君

　　5个男人的命运在这个酷暑发生了大逆转。

　　1995年，浙江萧山发生 “3 20”和“8 12”两起出租司机劫杀案。当时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两案是萧山籍男青年朱又平、陈建阳、田伟冬、田孝平、王建平等5人所为，并查出陈建阳、田伟冬于同年盗窃价值1600余元的财物，田孝平于同年单独实施抢劫货车司机作案两起。1997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其中4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1人被判无期徒刑。

　　到了2011年7月，杭州警方在破案中，才由指纹信息确认了“3 20案”的真凶另有其人。之后，5人才彻底洗清杀人嫌疑。今年7月，浙江省高院对上述5人再审宣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对前述5人针对该两起犯罪的定罪量刑，宣告王建平、朱又平无罪。法院还对陈建阳、田伟冬和田孝平当年的盗窃和抢劫行为，分别作出改判。

　　“萧山5青年案”和“张氏叔侄案”一起，被不少人视为中国法制史的标志性事件。

　　但对身处其中的5个人来说，更重要是，如何从“杀人犯”走向“无罪”后的人生。

　　一

　　田孝平的奶奶已经96岁，一直在等孙子回来，她几年前就头脑糊涂了，可孙子回来时，老人家却一眼认了出来，喜极而泣，给了阔别18年的孙子200元钱。

　　田孝平是第一个被抓的，也是第一个招供的。

　　所以，记者见到他时，下巴瘦削的他，眉目间流露出许多的不安与不自在。

　　“第一个招供”——这让田孝平感觉，愧对其他4人，他觉得这是自己难以抹去的污点。

　　他一个劲地抽烟，给周边人发烟，静听别人聊天，而自己一言不发。

　　他对记者说：“我这辈子基本完了，你看看，头发多半都白了。”

　　18年前被抓时，他是5人中年龄最小的，当时只有18岁。

　　刚开始，他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被关进了派出所。

　　后来知道，“我是因为另外一点事情被抓进去，后被送到临浦派出所。有一天审讯人员对我说，有两起杀人案，你们的同案犯都抓到了，你不相信可以问一下，朱又平就关在隔壁”。

　　田孝平连喊了几声朱又平，竟得到了对方应答，彼此惊呼：“你怎么进来的？”

　　田朱两家住得不远，上学时，朱又平高田孝平一届，彼此很熟悉。可糊里糊涂地，两人便成了同案犯。

　　不久后，审讯人员扔给他一大摞案卷材料：“陈建阳他们都交代了，你自己看看吧！”

　　当年一审开庭时，只有田孝平对指控犯罪供认不讳。“我之所以承认，是因为律师要求我这么做，当时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一条命。”

　　一审判决田孝平无期徒刑，田孝平没有上诉：“整整1年时间，我一直在做噩梦，梦到后面有几个人在追杀我，好多次从梦中吓得尖叫醒来。”

　　而今，与采访中其他4人的状态不一样，田孝平神态更为黯淡。

　　他几乎没谈到对美好生活的热望。

　　田孝平家4代人，依旧挤在一座年久失修的3层小楼中。这座有些寒碜的房子，前后花了8年才造好。

　　他的父亲很瘦。这位68岁的老人，已患癌症。全家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橱窗里与堆积的纸箱中，到处都是药品。田母拿起其中一盒说：“单这个一盒就要1000多元，为他爸治病，已经花了20多万元。”

　　他的奶奶已经96岁，一直在等孙子回来。她几年前就头脑糊涂了，可孙子回来时，老人家却一眼认了出来，喜极而泣，给了阔别18年的孙子200元钱。

　　他的母亲心痛地说，自己3个儿子中，孝平很活络，善交朋友，“如果不出事，肯定会有出息”。

　　如今他们茫然的是，孝平找个对象都不顺利，“有三四个看过，要么很胖，要么很矮，要么离过婚，可条件好点的人家怎么会找我们”。

　　而田孝平的嫂子对记者说，最担心的，还是他“与社会严重脱节，智商严重偏低”。据她介绍，田孝平现在很容易上当受骗，从出来至今，已经买过两个“假手机”：“一个是电视购物上买的，另一个不知道哪儿买的，卡都装不进去，就是个模型。”

　　二

　　朱母始终坚信自己儿子是无罪的，可奚落和质疑从不间断：“你儿子没杀人为何被抓进去了？他们为什么不会抓我儿。”她无言以对。

　　朱又平、田孝平、田伟冬家，都在离杭州城区40多公里的进化镇欢潭村。朱家的房子20多年没动过，几乎是村里最老的房子。

　　朱又平入狱后，为了更好照顾悲痛欲绝的父母，她的姐姐选择离婚，说到弟弟她以泪洗面：“一气一累，前年我爸爸得了癌症去世了，66岁，硬是没等到我弟弟出来。”朱母神色黯然，转头看挂在里屋的遗像：“他爸爸有什么事都郁结在心里，不像我们女人，哭一哭就会好些。现在，儿子回来了，他却阴阳隔绝了。”

　　父亲去世，朱又平困在狱中，无法送终。朱家只有他一个儿子，出殡时灵柩都找不到人捧，在当地农村，这是最大的遗憾和悲痛。

　　但18年里，比父亲辞世更让他们心寒的，是街坊邻居的流言蜚语和家人遭受的唾弃白眼。

　　朱母始终坚信自己儿子是无罪的，可奚落和质疑从不间断：“你儿子没杀人为何被抓进去了？他们为什么不会抓我儿。”一次次，她无言以对。

　　父亲患癌症病危时，朱又平拖着沉重的脚镣在病床前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当时医院的人像看猴子一样围拢来看我”。

　　朱又平一直记得：“父亲临终前，说，‘等抓到了真凶，案子就能平反了’。”

　　审判真凶时，朱又平等5人去了现场。“我们不恨他。”朱又平说到激动处，不停抽烟，不断叹息。

　　烟雾缭绕的叹息声中，新生活，毕竟还是开始了。

　　年初，为迎接儿子回来，朱母向亲友借了10多万元，将这3层的小楼，装饰一新。家里又专门给朱又平的房间安了空调。

　　重获自由，让朱又平如梦如幻。

　　从前的几位好友极力带他 “见识世面”，逛商场，吃豆捞，乘坐观光电梯……

　　“完全不一样了！感觉我是外星人一样。”朱又平说，他到了商场，都不知道扶梯是感应的，被朋友拉到旁边告诉这是怎么回事……“我很感谢我的几位兄弟，他们像教小孩子一样教我适应社会，还想方设法让我不出洋相。”朱又平开始对智能手机爱不释手，里面的微信等应用软件，让他十分好奇与着迷。这是他刚出狱时一位同学送的，“根本不会用，在我外甥女抽屉里锁了很久，后来她逐渐教会了我”。

　　让这个家庭开心的事情是，朱又平已经有了一位貌美贤惠的妻子，在萧山上班。

　　她对自己的未婚夫及未来生活抱有期待，和记者聊了没几句，得知朱又平从市区搭乘公交到了村口，她立马起身开车去接了。

　　现在他的生活，完全靠朋友接济。他的初中同学，如今已是开着豪车的大老板。偶尔，他们会说起那一刻的人生转折点——

　　那是一个平静的傍晚，朱又平在家里抱着小外甥女玩，派出所和法制办人员突然来到家里：“你姐姐那边出事了，需要你配合调查。”就这样，朱又平跟他们走了。

　　那是1995年，刚刚20岁的朱又平，刚刚从轧钢厂辞职，正打算“下海”做点小生意。

　　而今，出狱已半年，朱又平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却还来不及考虑。

　　应该，不再有那些流言蜚语、奚落白眼了吧？

　　三

　　18年来，他的父亲陈朝海一直觉得对不起儿子。“其他4位家长都坚信自己的孩子没杀人。我却认为我儿子真是杀人了……”

　　田孝平容易受骗，而陈建阳，“什么都不信，甚至连自己都不信”。

　　起初他以朱又平的“朋友”身份，向记者愤愤不平地 “对冤案谈了看法”。直到告别时，他才面有愧色地说：“兄弟，看起来你是真心关心我们的，我也不忍心继续瞒你，我就是陈建阳。”

　　18年来，他的父亲陈朝海，一直觉得对不起儿子。

　　“其他4位家长，都坚信自己的孩子没杀人。我却认为，我儿子真是杀人了。不然，怎么会抓他？我以为不会出错的……”

　　回荡着这席话的屋子，冷冷清清。简陋的一张饭桌，一个透明烟灰缸、一个水杯，构成了陈朝海的每日生活。

　　这么多年了，自从儿子出事后，他精神压力过大，吃不好饭，只是不断地抽烟。

　　1995年，陈建阳20岁，离开村里去萧山打工，做宾馆保安。也就在这一年，陈建阳的父母离了婚。直到现在，陈朝海都对自己的前妻愤恨在心：“建阳就是她带出去的，如果本本分分在家务农，哪有这个牢狱之灾？”

　　每次探监时，陈建阳都坚持说：“爸爸，我没有杀人，我真是冤枉的！如果真杀人了，也不用你花钱请律师，请了也没用。”

　　为了让儿子在狱中不要太苦，陈朝海租种了10多亩田，每天还在工地做泥水工赚点钱，东拼西凑维持生活。

　　而与他不同的是，陈建阳的奶奶始终坚信，自己孙子不会杀人。

　　“听说陈朝海的儿子杀人了，要到欢潭村来枪毙，给大家看。”流言蜚语在村里传开，老人听到后，便瘫坐在地上痛哭。直到离世前一刻，老人依然坚持：“我不能死，我一定要看到我的大孙子清白回来。”

　　陈朝海的3个弟弟，如今都抱上了孙子，他很羡慕。为此，他将20多年的老房子门窗都换了，还加盖出一间，以求不要太寒碜。

　　“听说建阳在谈对象了，有个姑娘也来过两次，说建阳人蛮高大，头脑也灵活，我希望他们年底能结婚。”陈朝海说。

　　“即使能有孩子，我自己也要40多岁了，去幼儿园接送，大多数的小朋友都会以为是外公或爷爷吧……”陈建阳说。

　　四

　　前不久，王建平在同学的陪伴下游走了山东多个地方，考察一下几样产品“运到萧山后还能不能赚钱”。

　　不只是陈建阳，狱中生涯让王建平也变得“不信任”，而且，谨小慎微。

　　在萧山城区一家咖啡店，记者等来了王建平。见面一番打量，又验证记者证后，他心里才慢慢踏实。

　　陪同王建平来的，是他一位初中同学。他告诉记者，王建平出来后，格外谨小慎微，自己一个人从不敢出门。他们几个好友轮番陪伴，帮他重新适应生活。

　　“你想问什么，我都会老实交代的，我会对我说的所有话负责。”王建平说。

　　前不久，王建平在同学的陪伴下，游走了山东多个地方，考察一下几样产品“运到萧山后还能不能赚钱”。“其实也不是想做生意，就是我必须强迫自己有事情做，一旦没事做，我就觉得度日如年。”

　　王建平家在蜀山街道湖东村，在这个已经城市化的乡村里，王建平家的住宅是最为破旧的。出狱的时候，王建平发现“周边到处都是红绿灯，高楼大厦，连家都找不到了”。

　　1995年，19岁的王建平是一名水电安装工，在一家公司上班。他是接到派出所的电话后，主动去接受调查的，“没想到进去后就没出来了”。

　　王建平的左手手腕上，有一道清晰的刀痕。

　　他坦言，还自己清白，一直是支撑他生活的意念；但就在父母申诉多年无门的时候，他为受到拖累的家庭负疚，决定割腕，以死证明清白。

　　看着日渐老去的父母，他更加清楚：“我不能轻生，要为父母活着，为了自己的清白活着，要让父母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杀人犯的爹娘。”

　　“我由衷地感谢警察能比对指纹，这是公安部门的进步。”王建平相信政府会处理好他们出狱后的生活保障，“只有抹去阴影，才能挺直腰板。坐这么多年的牢，我学会了坦然面对，懂得只有活着，才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

　　可愤恨，依旧存于心中。出狱后，5人都去考了驾照，唯独王建平理论考试没通过，他说自己无论如何都“静不下心来”，十几年前种下的阴影，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五

　　18年来，田伟冬的父母到监狱看他110次。“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我不会撑到今天。”释放那天，妹妹开着车来接他，两个人抱头痛哭。

　　相对而言，田伟冬是最“积极”的。

　　几位知情的律师说，田伟冬出来后逐个“拜访”了他的“冤案制造者”。这些当年的一线干警与法官如今都已升迁。他对其中一位警察说：“物是人非啊！祝贺你高就，遗憾的是，当年你是所里少有的大学生，你非但没发挥你的教化修养，倒是施展了你的野蛮拳脚，历历在目啊……”警官听罢一脸惨白；他去“看望”一位已是某区院长的当年警官，门卫不让进，“报告说老朋友来看他了”，院长得知立马停下例会，亲自到大门口迎接，田伟冬淡淡地说：“你当年放言让我不死的话回来找你，我真回来了……”但见对方倒茶的双手抖作一团。

　　当年的辩护律师辛本峰对田伟冬评价很高：“5人进去前，田伟冬是个饭店老板，高中毕业，家庭条件也最好，出来后，适应社会也最快。”

　　他身体壮实，鼻梁上架了一副黑框眼镜，如今的田伟冬透出几分文气与干练，几人当中他的口才最好，说话也“稳、准、狠”。尽管监狱中失去了自由与尊严，但田伟冬将“刑期当学期”，不忘刻苦学习，考了物流管理自考大专学历。5人中还有朱又平考了法律自考大专学历，然而两人都没有去领文凭，因为“那是痛的记忆”。

　　在派出所、法庭和监狱里，田伟冬始终没有认罪，代价是疼痛难忍的他咬掉自己半截舌头，两次头部撞墙缝了好几针。“有就有，没就没，父母的教养我坚守住了，我问心无愧。”田伟冬说。

　　让他心痛的是，他家人为此承受极大的精神损伤。田伟冬的母亲孔月文是村里备受尊重的女强人，为让儿子有个更好的生活起点，她筹钱建了村里最好的房子迎接儿子出狱。这是一栋4层小楼，红褐色的瓷砖显得很有质感。“总共花了107万元，自己只有20多万元，其余的都是借来的，水泥钢筋是只付一半钱赊来的。为了儿子的新生，我甘愿付出一切。”孔月文介绍，虽然政府或许能帮找个工作，但怕不适应，还是希望儿子自己做生意。

　　狱中18年，田伟冬的父母到监狱看他110次。“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撑，我不会走到今天。”田伟冬伤心说道，他被异地羁押时，母亲在万般绝望下曾想过寻死，是父亲牢牢拉住了她。

　　他还记得释放那天，妹妹开着车来接他，两个人抱头痛哭，跳火盆、放鞭炮、与亲人逐一拥抱。如今，本村一位姑娘已经愿意和伟冬结婚，打算年底就办喜事。

　　18年，他有不少悔恨，也反思了不少。如今，他想要的，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