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民薛女士因噪音污染投诉五年无结果,当她准备依法维权要求拿到噪音超标的数据时,西安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一负责人不但拒绝提供噪音监测,还说事情没解决是“因为没有投诉到一定程度”、“事情闹得不够大”。负责人还称自己是为国家负责,为政府负责(6月2日西部网)。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各种社会矛盾也在加速呈现。我们看到,每当一些侵权事情发生,而有关部门又不能替自己撑腰时,当事人中的弱势一方,就会采取某些极端的做法给政府及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于是诸如“跳楼秀”、“自焚秀”、聚众堵国道、堵铁道,堵机关等以“闹”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虽然有些当事人因“闹大了”遭到公安机关的处罚,但最终大多数人还是达到了目的。所以对弱势者来说,“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加速相关问题解决的法宝。

　　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种“不闹不解决”甚至于“非大闹不解决”的现象,应该说是极不正常的,也是基层治理劣质化的表现。有很多问题,相关职能部门本来是应该及时出面解决的,但他们却总是唯领导是从、唯上级是瞻,在没有领导批示或上级指示的情况下,他们一般是不会贸然出面解决问题的,而一旦有了领导批示、上级指示,这些问题便会立马得到解决。官员“信权不信法”,导致了老百姓便“信闹不信法”,一些人唯恐事情“闹”得不够大,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足够关注。

　　最近以来,国内多个省区和城市相继掀起了“治庸”、“治懒”的官场整肃风暴,有的地方还专门设置了“治庸办”。笔者以为,这些都不过是小庸懒的表现,而“非大闹不解决”才是真正的大庸懒。实际上,一些基层单位工作人员也未必是真的庸懒,只是有很多事情太复杂,他们不得不遵从某些官场“潜规则”。随同薛女士前往监测站的记者向一位负责人咨询,群众遭到噪声困扰时,能否通过向环境监测站申请噪声监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这位负责人却称“得有人通知我”,“我是为国家负责,为政府负责”,似乎就透露出一些很重要的官场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