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逝世，享年94岁。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六十年来，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出身海宁查家，与穆旦、徐志摩和琼瑶都有亲缘关系

金庸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海宁查家的家族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真正的“以文为业，书香传家”。查家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雍正年间，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狱案，不准参加科举，家族进入静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后，重开科举，他们又中了进士，进入近代的复兴期。由此观之，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在近现代文坛，和金庸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明朝中期，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正是“北査”的后代。他中学时开始写诗，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因为南北两地，查良铮和查良镛素昧平生，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查良铮是把姓“査”拆开成“木”、“旦”，然后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笔名。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只不过坊间传闻金庸对表哥的为人颇有意见，从其笔下诸多负心薄幸的“表哥”形象便是明证。此外，其姑父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表姐为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台湾知名女作家琼瑶则是他的表外甥女，著名的古建筑“纠偏大师”曹时中是金庸的妹夫，已过世的北京德云社演员张文良本名叫查良燮，是金庸的亲叔伯兄弟。 真可谓一门煊赫，人才辈出。

自小博览群书，八岁对武侠着迷

查良镛出生的时候，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所以，他的父亲查枢卿实乃“当仁不让”的大地主。因为家学渊博，海宁查家藏书十分丰富，“查氏藏书”在浙西一带很有名声。查家珍藏着900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是查文清生前编写的。这些雕版置满两间房子，查良镛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还时常钻到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日子长了，对雕版上的诗词，查良镛也能耳熟能详，随意就能读出几句来。可以说，查良镛是在书堆中长大的。

他曾经回忆说：“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尽管那时查良镛年纪幼小，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

在现代知识方面，查良镛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很深”的，是父亲、兄长购置的邹韬奋所著《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报》。

八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其后，他在当时相当流行的、上海出版的消闲性读物《红玫瑰》中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另外，平江不肖生在《顺探世界》杂志上连载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更使查良镛看得入迷。以后几年，查良镛看过武侠小说有好几十本，其中描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水浒传》，写包青天安良除暴、一身正气的《三侠五义》及其续篇《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看得查良镛如痴如醉。

叛逆少年，先后两次被中学、大学开除

1936年，金庸小学毕业，入嘉兴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不时空袭嘉兴，11月打到城池下，师生徒步迁徙至浙江联合中学。凭天赋努力，他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出色，入高中后利用图书馆，他读了更多的课外书。初中三年级时，年仅15岁的金庸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书名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指导打算升初中的学生如何考试得高分。

1940年，查良镛模仿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阿丽丝漫游记》一文，刊于壁报之上，影射权势在校长之上的训育主任沈乃昌是眼镜蛇，因此被开除。金庸回忆说：“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7月，在校长张印通和同学好友余兆文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这里生活很艰苦，常有敌机来袭，好在国文老师不错，图书馆不错，金庸的精神生活比较富足。1941年底，衢州中学闹学潮，反对训育主任，金庸积极参与，再次差点被开除。

1942年5月，金庸高中毕业，第二年去重庆，考上了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不收费，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然而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纵容包庇，不加理会。金庸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进而对校方加以指责，又一次被勒令退学。

1947年在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他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学历，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于1948年毕业。

因《大公报》迁居香港：以笔名金庸连载《书剑恩仇录》

抗战后，查良镛始到杭州的《东南日报》当记者，4个月后，赶上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翻译，被录用。1948年3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急需一名翻译，24岁的查良镛被暂派前往香港馆工作。在《大公报》香港馆任职期间，查良镛先后做过记者、翻译和编辑。

1950年，当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内地被作为“反动地主”批斗时，他在香江也过着穷记者的日子。他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然而，在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和人事的刁难下，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于是返回香港，回到《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为了及时报道战况，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灰色”的晚报。10月5日，《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

1952年，查良镛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故除了阅读理论书，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那段时间，他还为电影歌曲填词， 为长城电影制片厂写剧本，《兰花花》、《王老虎抢亲》等编剧即为金庸(林欢)，其中《王老虎抢亲》还使他过了一回导演瘾(与胡小峰合导)。

1953年，两位著名拳师──太极拳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拳师父陈克夫大师打擂比武，由于香港法律禁止武师之间决斗，遂移师澳门举行。想不到香港竟有数万人乘船过海，日夜观战，盛况空前。香港各报都予以大版报道，风行一时。《新晚报》由此获得启发，便在副刊上试辟武侠小说连载专栏，约请能编能写的副刊编辑陈文统、查良镛出阵，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写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结果一炮打响，《新晚报》一时间洛阳纸贵，销路倍增，梁羽生、金庸亦因此声名大噪。《新晚报》之外，他又开始在《商报》连载《碧血剑》，之后是《射雕英雄传》。

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1957年冬天，他辞职离开《大公报》，“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

创办《明报》：从小市民报章到知识分子报刊

金庸的武侠小说震动了文坛，具有出色的生意头脑的金庸见有机可乘，就于1959年借“大侠武夫”和“威名”创立了自己的报纸，是谓《明报》。早期的《明报》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35岁的金庸希望《明报》成为一份“走偏锋”的小报，利用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 再配上他的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发家制富。

但《明报》创刊初期，亏空严重，这一情况随着《神雕侠侣》在《明报》创刊号连载开始扭转；1961年，《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1963年，《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1972年完成《鹿鼎记》宣布封笔，金庸在退出侠坛仍称霸武林。

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难民潮”事件之后， 《明报》一改报格，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为读书人、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树立了“言论独立”的形象。当时《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也从此开始，金庸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英雄偶像。基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金庸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自任月刊总编。后胡菊人出任总编，将《明报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 1968年，又创办《明报周刊》，经数年发展，也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

从1970年代开始，金庸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金庸的名言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少做工夫，多叹世界”，被人认为是“亦正亦邪”的文人。金庸有自己的理想，更有纵横捭阖的谋略，在香港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金庸的“政治现实主义”使得他在台湾、大陆、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认可。

尽管《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到1980年代《明报》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刊，赢得很高清誉。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他还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1988年《明报》日销量已是11万份，1989年跃升到18万份。今天，香港报界的一些老大如《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干过。不少名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 除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

强烈的爱国心、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个人英雄式的竞争心理，金庸创造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历史先河。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也正因为这个奇迹，人们怀念金庸主政时期的《明报》。

婚姻爱情：三次婚姻一次暗恋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杜冶芬:双木成林的幸福生活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3月，《大公报》派金庸到香港工作，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

朱玫：《明报》初创，共患难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

他们在半山缆车径(现在的坚尼道)2号租房居住，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创办《明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

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后来，朱玫发现了这个秘密，两人离婚。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在接受采访时，他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

阿May：失意邂逅的女侍应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这就对不起朱玫了，再离婚，再结婚，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

她芳名林乐怡，长得很清秀高雅，但亦相当害羞，很怕见报，跟孩子们相处倒是很融洽的。金庸说：“我现在这个太太不是他们的母亲，但大家相处得很好。”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眼中，阿May跟两个女儿年龄接近，虽是继母，却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她们又说又笑，有时声音太大，反要丈夫喝止。

据欧阳碧的推算，两人的年龄应该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岁。被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

暗恋：为大明星夏梦做编剧

相遇夏梦，还是在金庸的第二次婚姻之前，金庸三十出头，光彩照人的夏梦让金庸心动不已。为了能常常见到夏梦，他去了夏梦所在的长城影视公司做编剧。金庸到了长城影片公司之后，取笔名“林欢”，为博得夏梦的欢心，他在工作上极其卖力。短短3年就先后创作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可谓是多产编剧了。

然而，金庸对夏梦的爱注定只能是柏拉图式的，因为此时夏梦已名花有主，早已嫁作商人妇，尽管她非常敬重金庸的才华和人品，也明白他对自己的心意，可是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只能把他视作知己，所以，金庸的这段个人苦恋注定没有结果。但他特别珍惜这短暂而美丽的爱，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其实跟一个人交往，感觉很深刻。也不一定要天长地久，虽说爱情重恩义，但闪电式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魄的，二三天也可抵二十年。”

不久，他黯然神伤地离开了长城公司，并怀着失恋的痛苦完成了武侠名著《神雕侠侣》。细心的读者发现：《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的一颦一笑，似乎跟夏梦很相似。其实，金庸在“小龙女”身上寄托了自己对理想爱情的渴望和期待：梦中的“她”应该是那种兰心慧质而又能琴瑟和鸣的女子。可是，理想的佳人又在何方呢？金庸不禁叹道：“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1959年，金庸黯然离开长城创办《明报》，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女主角都有夏梦的影子，而这种“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苦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