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欢乐颂》《都挺好》到《我的姐姐》，每一次涉及重男轻女问题的“手足”影视作品，总会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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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电影《我的姐姐》总票房破6亿。

　　《我的姐姐》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姐弟俩关系疏远。但在父母车祸离世后，姐姐“安然”面临两难：放弃去大城市发展的梦想，自己抚养弟弟“安子恒”；还是让其他人领养弟弟，自己追求个人独立生活？

　　姐姐的纠结苦楚可想而知。在有些家庭中，被血缘决定的手足，会对彼此的存在感到抗拒、疏离。

　　从电视剧《欢乐颂》《都挺好》到电影《我的姐姐》，每一次涉及重男轻女问题的“手足”影视作品，总会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访谈了几位现实生活里的“姐姐”，以及《我的姐姐》主创。有的姐姐因与弟弟关系尚存在问题，拒绝去电影院“受虐”；有的姐姐，观影中哭得不能自已，回家写了很长的日记回顾与弟弟十多年的故事；也有的姐姐，决定和父母好好聊一聊天，解开心结。

　　《我的姐姐》不只是一道选择题。独立和牺牲，“姐姐们”必须要二选一吗？二孩家庭的父母该如何树立健康积极的教育理念？女性成长、手足关系、二孩家庭教育观……这些都是我们在电影之外须审视的议题。

　　“我从哪里来”是所有人都难挣脱的问题

　　95后姑娘殷曦，有一个小7岁的弟弟，起初她就被《我的姐姐》预告片戳中了泪点。这种体验，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冷暖自知，不是一两个简单的标签可以概括的。

　　“我想起小学一年级寒假回家，爸妈宣称是从医院门口捡回来一个弟弟，当时我对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小朋友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爸妈没有给我任何预热和接受的时间。”

　　这种手足关系是毫无预兆“空降”而来的，尤其当殷曦年少时，她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事实，“与自己和解”。

　　“看到《我的姐姐》的情节，我就会想起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无人陪伴的夜晚，停电的晚上我抱着手电筒看书，无比伤心为什么妈妈要带弟弟去外婆家却不管我；某次下暴雨学校门口积水到膝盖，旁边的小朋友都有大人背，我拒绝了陌生奶奶抱我的好意，独自一人撑伞走了过去。回到家发现妈妈居然回来了，一边帮我换袜子，一边问我为什么不让旁边的人抱我过去。”

　　对于自己在父母心中的位置、对于弟弟为什么存在，殷曦困惑了好些年，感觉相当一段时间里自己的世界“没有妈妈”，读初中时她都在怨念弟弟把妈妈“抢走”这件事。

　　殷曦坦言，认定“抢走妈妈”的事实后，她一度很不喜欢弟弟。直到殷曦上大学，寒假返校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小学5年级的弟弟，偷偷在洗手台镜子的水雾上写：“姐姐再见，可不可以晚点再走。”那一瞬间殷曦内心泛起一阵难过的情绪，反思自己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姐姐，而弟弟则会想念不在家的她。

　　“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和自己和解，妈妈不是不要我，只不过弟弟也需要照顾。”所以，殷曦觉得，《我的姐姐》中安然对弟弟的疏离与纠结是真实的，对弟弟萌生的保护欲也是真实的。

　　《我的姐姐》编剧游晓颖说，她在创作时会比较关注“家庭”元素。“我觉得一个人这一生有可能不去经历爱情，也不去生儿育女，但‘我从哪里来’是很难挣脱的。你可以选择朋友、爱人，但是父母、子女是无法选择的，就像（电影中）舅舅说的‘儿女都是债’，这个债是从开始就注定的”。

　　游晓颖表示，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刻，所以她想从这方面去探讨女性的处境和自我成长，表达“家庭羁绊和个人追求之间的碰撞”。

　　一碗水端平，好的原生家庭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90后媒体人古古，比弟弟大6岁。她的同事们看完《我的姐姐》后调侃，古古并不像一个大众传统印象里的“姐姐”，因为整个人“看不出牺牲的感觉”。

　　“现在一些人观点有点极端，把女性的独立和牺牲对立起来。”古古觉得，一提到姐姐，很多人要么想到可怜兮兮的“扶弟魔”，要么就是过分自我的“自私鬼”，这两种印象过于刻板化，为什么姐姐和弟弟就不能和谐相处、彼此独立发展呢？

　　工作后，经济独立的古古考虑到弟弟的学习需要，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作为礼物。闺蜜感慨于古古的大方，发了一条朋友圈状态，结果闺蜜的朋友在底下评论：“呀，这位姐姐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吗？”

　　古古得知后颇感无奈：“为什么在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就给所有姐姐打上一个苦情标签呢？”

　　古古和弟弟从小到大感情一直很好，小学在家时弟弟喜欢黏着自己。古古中学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回家时远远就会看到弟弟坐在家门口等待自己。

　　“《我的姐姐》里安然的不幸，归根到底来自于父母重男轻女的错误观念。我和弟弟一路能有深厚感情‘打底’，要感谢父母始终坚持一碗水端平，不会区别对待姐弟俩，没有忽视过我的情感需求。”古古也看到，周围姐弟关系恶劣的家庭，往往都因为父母“任性偏爱而引发战争”，为无辜的姐弟俩凭空造成情感困扰。

　　原生家庭是否形成良好公平的教育氛围，对健康阳光手足关系的培养至关重要。环境良好的原生家庭里，拥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或许更能懂得照顾所有成员的感受，会更早学习分担父母的角色压力，以及家庭不稳定时期的潜在风险。

　　《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坦陈：“每个人的原生家庭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好的原生家庭确实能够保护你。有问题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会长在身上，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来。”

　　在殷若昕看来，原生家庭的影响只有通过完全与之对应的方式才能解决。“到更大的年纪，你自己再去组建亲密关系，再面临那些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但也有可能这些痕迹一直都在”。

　　游晓颖也认为，好的原生家庭可以帮助受到伤害的我们去渡过艰难的时刻，振作起来。

　　“我有一些朋友，你觉得她是完全独立的女性，活得很自我，但她会在某一瞬间发现身上多少带有原生家庭的痕迹。原生家庭对性格的塑造还是很深刻的，有时是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游晓颖说。

　　姐姐们独立做好人生选择题

　　于佳拒绝去电影院看《我的姐姐》——她的弟弟性格叛逆，又得到父母的额外偏爱（集中于教育经费问题），所以于佳预感到观影是“自虐”行为。

　　但是，于佳还是去阅读了豆瓣和微博上的相关评论。她说，现阶段和弟弟恐怕还没办法解决好关系问题，和父母的关系也时不时“乌云滚滚”，但她不想深度纠结于困局，这无异于浪费时间和情绪，不如积极过好自己在大城市的生活，踏实打拼事业。

　　于佳笃信，无论姐姐和弟弟关系是冷是热，头等大事都是坚持走自己想要的路径，这一点和任何事都不冲突。

　　《我的姐姐》豆瓣评论中，有一个“弟弟”说，自己对姐姐抱有亏欠感。“作为男性和弟弟，我们能为姐姐们做点什么？或许就从尊重她们的意志、了解她们的困境、支持她们的发声开始吧！”

　　直戳“女性独立成长”议题的痛点，无疑是《我的姐姐》值得称道之处。

　　电影中，和安然形成强烈戏剧对照感的角色是姑妈。在安然父母离世后，姑妈第一个站出来说出了“长姐如母”四个字，告诉安然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弟弟抚养长大。这段“道德绑架”的话自然容易引起极度不适。

　　后来观众发现，姑妈原来就是上一代被迫牺牲自我的“姐姐”，曾经梦在远方，如今只能对着俄罗斯套娃念俄语，祭奠被“长姐如母”四个字毁掉的青春。

　　游晓颖指出，电影中姑妈本性的善意是被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制了，但当安然把姑妈内心的东西激发出来后，姑妈其实希望安然能代替她完成一个反叛者的形象。她看到安然的人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不想再去阻挡了。

　　安排两代“姐姐”对话，游晓颖想到了“套娃”的意象。“最后姑妈说‘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面，自己的路自己走’，是说可以有自己人生的选择，不必像姑妈一样走大家给她规划的路，这是姑妈对安然的疼惜和理解”。

　　电影结局是开放的，没有明确答案，电影之外的姐姐们依然要做好人生的每一道考题。

　　殷曦说，如今读高三的弟弟，在她看不见的时间里“悄悄长大了”。其中一点是，弟弟在她的影响下，也立志独立追求人生梦想，而不是伸手向父母要更好的生活。“人需要独立，爸妈抚养自己长大已经付出了很多，未来涉及到个人的问题，父母帮忙是因为他们爱你，不是他们必须要这么干，毕竟你已经成年了”。

　　靠自己能力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的古古，也惊喜地发现弟弟为人处世的习惯，以及价值观都受到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姐姐们无论何时，优先过好自己的生活，有独立的姐姐，就会有独立的弟弟”。

　　（应受访者要求，殷曦、古古和于佳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4月13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