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全国文联张家口分会成立大会上，丁玲在讲话。

抗敌剧社儿童演剧队合影，二排左二为田华，后排中间者为队长郑红羽。

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随部队进入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部分摄影记者合影。

　　1946年，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后排左四）、副社长胡开明（后排左六）与从延安来张家口的丁玲（后排右一）、萧军（后排右三）、江丰（后排左一）、王朝闻（后排左五）等合影。

张家口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的四大关口之一。资料图片

　　张家口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明宣德四年（1429年），在长城关隘，清水河畔，经过成千上万军民的辛勤劳作，蔚为大观的张家口堡巍然矗立于阴山山脉的赐儿山下，开启了近600年的风雨沧桑。18世纪初，随着北部边疆的日益稳定，始于唐，盛于宋、明的边贸，再度繁荣，张家口从军事城堡华丽转身，成为满清北方商业重镇。以此为中转点的张库商道，往西，经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直至整个欧洲大陆；向南，延伸至北京、天津、上海、武汉，一直通往中国重要的产茶区福建武夷山，最终形成一条享誉海内外的、被法国学者布尔努瓦称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万里茶道，成就了张家口百余年的商贸辉煌。在张库商道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仅仅十余年之后，张家口又迎来了一次光耀史册的文化辉煌，1945年8月23日，作为察哈尔省省会的张家口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拥有6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近4000万人口的晋察冀边区首府。为了支援张家口的文化建设，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这座塞外古城汇集了以周扬、周巍峙、成仿吾、邓拓、沙可夫、萧三、丁玲、孙犁、田间、贺敬之、艾青、康濯、杨沫、杨朔、吴伯箫、萧也牧、萧军、秦兆阳、严辰、陈企霞、邵子南、欧阳山、草明、朱子奇、崔嵬、舒强、胡沙、萧殷、侯金镜、胡可、胡朋、何洛、欧阳凡海、丁里、马可、何迟、沙飞、江丰、古元、王朝闻、彦涵、王昆、凌子风、陈强、田华、郭兰英、孟于等为代表的3500余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精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浪潮。在苍凉广漠的塞外，孤独矗立500余年的张家口，一夜间，成为解放区的文化、文艺中心，被称为“第二延安”“文化城”和“东方模范城”。

　　红色文艺洪流汇聚塞外山城

　　“四面八方的人们/从无数乡村来/从各个根据地来/从解放区来/张家口——人民的城/美丽的城/幸福的城/光荣的城！”这是艾青于1946年2月满怀激情写下的歌颂新生张家口的诗句。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从1945年8月23日至1946年初，坚持了八年抗战的红色文艺队伍，从延安，从晋察冀，跋山涉水，历经艰辛，像一条条跃动着无限生命力的红色溪流，奔赴阴山脚下、清水河畔的张家口。

　　1945年8月至9月，晋察冀文协、晋察冀剧协、晋察冀音协、晋察冀美协、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边区剧社、晋察冀日报社、晋察冀画报社、抗敌剧社、挺进剧社、群众剧社、前线剧社、前进剧社、火线剧社、晋察冀军区前线记者团等文化团体，奉命跟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构先后开赴张家口。

　　1945年9月20日，在举国同庆的中秋佳节，由贺敬之、王昆、李焕之、崔嵬、陈强等56人组成的华北文艺工作团，由团长艾青、副团长舒强、政委江丰带队，从延安出发。华北文艺工作团分为四组，江丰任美术组长、陈企霞任文学组长、李焕之任音乐组长、舒强任戏剧组长，于1945年11月8日到达张家口。1945年11月15日，由延安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组成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在周扬和沙可夫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历时46天，于1945年12月30日抵达张家口。1945年底，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延安分会的丁玲、杨朔、萧三、邵子南、逯斐、陈明、欧阳山、草明等人组成的延安文艺通讯团进驻张家口。随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平剧研究院陆续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因通往东北的道路受阻，东北文艺工作团与延安文艺通讯团滞留张家口，参加张家口的文艺建设。

　　1946年1月8日，张家口迎来中国红色文艺界的空前盛会，来自晋察冀和延安的文化人士齐聚华北联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成仿吾代表边区文艺界致欢迎词，周扬、丁玲代表延安文艺界讲话，康濯、张非等晋察冀文艺代表介绍了晋察冀文艺运动发展情况。

　　在张家口会师的红色文艺工作者，汇聚成一股滚滚不息的革命文艺洪流，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以昂扬的斗志、向上的精神、澎湃的激情，勠力同心，紧密合作，合办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共建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北方文化社、察哈尔文联、张家口市曲艺协会、旧剧联合会、鲁迅学会和聂耳、星海研究会等文艺团体。

　　1945年12月，华北联合大学在张家口复校。成仿吾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艾青任文艺学院院长。文艺学院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新闻五个系和文工团，陈企霞任文学系主任，舒强任戏剧系主任，李焕之任音乐系主任，江丰任美术系主任，邓拓任新闻系主任，吕骥任文工团团长、周巍峙任文工团副团长。

　　1946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成立。选举沙可夫、丁玲、丁里、艾青、萧三、吕骥、成仿吾、周巍峙、沃渣、古元、江丰、张庚、康濯、冯宿海、于力、舒强、张汀、沙飞、钱丹辉等23人为理事，沙可夫、丁玲、萧三、吕骥、艾青、江丰、丁里、张庚、周巍峙9人为常务理事，周巍峙任总务部长，丁玲任编辑出版部长，萧三任研究部长，成仿吾任奖励委员会主任，陈明主持文化俱乐部。

　　1946年3月，成立鲁迅学会，由萧军、何干之、欧阳凡海、何洛、冯宿海负责。学会的宗旨为“要使中国底每一寸土地上以至每一个人底心魂上，全插上一柄鲁迅先生底‘旗’。以他底方向为方向，以他底思想为思想”。鲁迅学会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鲁迅思想研究》《鲁迅小说选集》等4部著作，重印了鲁迅手辑的关于瞿秋白文艺思想的论文集《乱弹》，在《晋察冀日报》创办了《鲁迅学刊》，扩大了鲁迅文艺思想在解放区的传播。

　　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文艺园地

　　报刊是繁荣文艺的沃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打击敌人的主要阵地。在两地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张家口的文艺报刊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先后创办了成仿吾主编的《北方文化》，丁玲主编的《长城》，刘国华、欧阳凡海主编的《民主青年》，萧军、何干之主编的《鲁迅学刊》，邓拓主编的《文艺丛刊》，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丛刊》，徐灵主编的《子弟兵画报》，李宝光任主编、杨沫等编辑的《时代妇女》以及《工人日报》《张垣日报》《子弟兵报》《妇女报》《内蒙报》《铁路工人报》《新张家口报》《新察哈尔报》《每周增刊》《副刊》等几十种报刊和文艺副刊，发表或重新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充分展示了解放区文艺的新成就。

　　从1945年9月12日至1946年10月10日，《晋察冀日报》在张家口共出版384期，这是《晋察冀日报》十年报史中最为兴盛和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晋察冀日报》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创办了《每周增刊》《副刊》《鲁迅学刊》等文艺副刊，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文艺繁荣发展。1946年5月27日，《晋察冀日报》开辟了由丁玲主编的“副刊”文艺专栏，共出131期，第一期刊登了《笔的总动员》（沙可夫）、《创刊漫谈》（丁玲）、《鞋》（康濯），11月刊登了《荷花淀》《芦花荡》《麦收》（孙犁）。1946年2月4日，《晋察冀日报》每周增出一张两版的副刊《每周增刊》，创刊号上刊登了《陕北乡村三日杂记》（丁玲）、《闻“让”有感》（萧军）、《介绍延安木刻展》（江丰）、《子弟兵生活素描》（胡可）、《工人苦乐记》（张如屏）。文艺副刊刊登的文艺作品、文艺评论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精神和斗志，对解放区的文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正如丁玲所言，“副刊绝不是报屁股，绝不是甜点心，每篇文章都要起一定的作用，占一定的地位”，“副刊也如同一只小船，它在海洋上，它有一些希望，这希望如同一朵美丽的睡莲，开放在岸的那方，我们便是这船上的人儿，我们要与这只小船乘风破浪，我们的目的与小船一样，渡过海洋，捉住希望”。

　　1946年3月，由成仿吾任社长的北方文化社主办的综合性文化半月刊《北方文化》创刊，成仿吾任主编，周扬、沙可夫、杨献珍、吕骥、何干之、邓拓、萧三、艾青、萧军、丁玲、邓拓、冯宿海等13人为编委，陈企霞为责任编辑，截至1946年8月，出版两卷12期，创刊号刊登了《人民的城》（艾青）、《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北方文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刊发了《初春》（康濯）、《西行漫记》（萧三）、《老山界》（陆定一）、《窑工》（丁玲、陈明、逯斐）、《陕北秧歌》（胡沙）、《关于秧歌运动》（张庚）等众多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

　　1946年7月20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主办的大型文艺月刊《长城》创刊，丁玲任主编，封面设计江丰，编委为丁玲、丁里、艾青、沙可夫、康濯、萧三、江丰，共出版两期，刊登了《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鸡毛信》（华山）、《五月之夜》（王林）、《哈尔滨通讯》（刘白羽）、《赶车传》（田间）、《看见妈妈》（贺敬之）、《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艾青）等精品力作。

　　1946年7月7日，由晋察冀边区妇女联合会主办，李宝光任主编，杨沫等编辑的《时代妇女》创刊，宗旨为“发出正义的呼声，同全国各界姊妹联系，为制止内战、争取民主和平而共同奋斗”。丁玲撰写了发刊词《庆祝“时代妇女”发刊》，刊发了《东北妇女已经站起来》（陈学昭）、《头顶露青天罗》（华山）等。1946年8月，《晋察冀日报》副刊《鲁迅学刊》创刊，共出版4期，刊发了《旧事重提》《闻“让”有感》（萧军）、《天堂·人间·地狱》（何洛）等18篇文章。

　　把最美的文字和声音献给人民

　　解放区出版业和广播事业在张家口期间得到空前发展，它们把最美的文字和声音传递给了人民。

　　作为日伪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张家口拥有先进的印刷设备和造纸业，为解放区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张家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出版发行机构是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业务由延安新华书店总店指导，组织隶属于晋察冀日报社。

　　其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了苏联文学《列宁》《铁流》《前线》及《大旗》（杨朔）、《鸡毛信》（华山）、《十八匹战马》（王林）、《李勇大摆地雷阵》（邵子南）、《我的两家房东》（康濯）、《李有才板话》（赵树理）、《俺们毛主席有办法》（秦兆阳）、《英雄传》（丁玲）、《白毛女》（贺敬之等）、《表现新的群众时代》（周扬）以及张庚编辑的《秧歌选集》（1-3卷），周扬编辑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一、二辑，晋察冀边区编审委员会主编的《群众歌集》《群众画册》等100余种文艺书籍；出版的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编辑的《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近影集》，是最早出版的毛泽东影集。

　　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主办、艾青主编的《长城文艺丛书》是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书籍，曾发行至港澳地区和国统区，郭沫若称赞道：“阅读该书是我平生一大快事，这几位作家的笔力可以说已经突破了外边的水准，寂寞的中国创作界可以说不寂寞了。”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经毛泽东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由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邓拓主持编辑，杨献珍、姚依林、萧三、丁玲、沙可夫参加校勘，蔡若虹设计封面的《毛泽东选集》6卷本，在撤离张家口前完成排版、制型任务，1947年3月，在阜平县坡山村完成印刷。

　　据《晋察冀日报史》记载：“在张家口的一年中，新华书店共出版图书刊物96种，59.7万册，发行本版和外版书刊近400种，200万册。”出版的革命书刊，受到了广大军民的喜爱，据《晋察冀日报史》记载，《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3种书籍，一个月内销售了3万多册。书商们感叹：“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的书，从来没有这么好卖！”

　　在革命战争时期，广播电台是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最为形象和便捷的媒介。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的建设。在张家口刚刚解放的第二天，晋察冀军区前线记者团的雷行、王仁德、林明、石少华、古元随军进入张家口，奉命接管伪蒙疆放送局，改建为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现代化的广播电台。晋察冀军区前线记者团林明具体负责广播电台，当日下午2点，电台开始播音，曹火星、王莘、刘沛等群众剧社人员在电台播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八路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

　　广播电台最初每天早晨、中午、晚上各播放一次，共播音6个小时。从1945年10月23日起，播音次数增加至5次，全天播音14小时。开始曲为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结束曲为孙瑜作词、聂耳作曲的《大路歌》。1945年10月，负责播音的丁一岚邀请张家口市工人到电台讲演，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第一次在电台发出自己的声音。1946年10月10日，在张家口沦陷的前一夜，尽管黑云压城，炮声隆隆，播音员苏安、贺权业依然镇定沉着地完成了在张家口的最后一次播音，尔后，随着撤退的军民，在夜色朦胧中离开了张家口。那夜是中秋节前夜，万里晴空，皓月当空。

　　“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

　　星光灿烂的文艺家，空前繁荣的报刊业、出版业、广播业，为张家口的文艺发展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创作人才和坚实的物质基础，解放区文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创作的《人民的城》《欢呼》《布谷鸟》（艾青）、《解放张家口》（田间）、《看见妈妈》（贺敬之）、《寄张家口》（魏巍）、《在草原上》《人民的张家口》（朱子奇）、《我的两家房东》《初春》（康濯）、《路》（秦兆阳）、《红石山》《雪花飘飘》（杨朔）、《孔家庄纪事》（吴伯箫）、《塞上村落见闻》（严辰、逯斐）、《西行漫记》（萧三）、《弹今吹古录》（萧军）、《张家口电话工人王连玉家史》（侯金镜）、《张家口铁路工人李连险》（田野）、《窑工》（丁玲、陈明、逯斐）、《枪》（胡可）、《墙头草》（韩塞）、《看看再说》（胡朋）、《中秋佳话》（刘佳）、《李甲长》（羽山）、《枪毙杨小脚》（何迟、贾克），《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论赵树理的创作》《人民文艺问题谈话》《民间艺术和艺人》《新的人民文艺》（周扬）、《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艾青）、《民主进行曲》（吕骥）、《民主青年歌》（李焕之）、《子弟兵进行曲》（周巍峙）、《民主的察哈尔》（王莘）、《新农会歌》（刘沛）、《平北写生》《焚毁旧契》（古元）、《螳螂挡臂》（蔡若虹）、《春耕》（马达）、《狼牙山五大勇士组画》（彦涵）、《毛主席浮雕像》（王朝闻），刊发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白洋淀纪事》《碑》（孙犁）、《鸡毛信》（华山）、《五月之夜》《十八匹战马》（王林）、《赶车传》（田间）、《白毛女》（贺敬之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曹火星）、《团结就是力量》（牧虹、卢肃）等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文章，代表了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新高度。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来到张家口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工厂乡村、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与广大的工农兵同呼吸，共命运，把工农兵真正作为文艺的创作主体和服务主体。天津《大公报》记者彭子冈认为，“如果以人口与文化人来作比较，恐怕张垣是文化气息最浓厚的城市了。他们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向上看的作风，他们的眼睛全是朝老百姓瞧着的。”

　　从延安到张家口，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近两个月的丁玲，“不顾长途行军后的疲劳，也不考虑人地的生疏，便赶到宣化，采访材料”，仅仅一周时间，创作了3幕7场的戏剧《“望乡台”畔》（发表时改名为《窑工》），这部话剧由丁玲、陈明、逯斐执笔，发表于《北方文化》第3期，是较早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解放区文学。1946年7月底，丁玲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团，来到桑干河畔的怀来、涿鹿参加土改。在涿鹿县温泉屯的田间地头、居住的小庙里，与乡亲们朝夕相处，结下永远无法释怀的情谊，同年9月，在与萧三夫妇共同撤离张家口的卡车上，“脑子里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经过一路的酝酿，小说的构思基本完成，“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撤离至阜平抬头湾村的丁玲马不停蹄地开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稿于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定稿，同年9月出版。

　　1945年，杨朔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离开延安到张家口与马加告别时说：“我也要重新开始，过去，我在华北根据地滚了几年，仗也打了，脚也磨出泡了，故事搜集了不少，要讲和群众的关系，真像一滴油滴在工农兵的大海里，漂在上面，这回我要沉下去。”为了实现这一夙愿，到张家口不久，杨朔冒着凌冽的寒风，走进宣化庞家堡龙烟铁矿体验生活，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9个多月的艰苦劳动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与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

　　在张家口，戏剧的创作与演出最为活跃，成绩最为显著。“街头卡车剧”是最具特色、影响最大的戏剧形式。“街头卡车剧”就是接到演出任务后，用一辆卡车，拉上布景、道具和演员，或在街头，或在卡车上演出，简短活泼，随走随演。据胡可回忆：“他们把大卡车侧帮放下来，两辆卡车对在一起，下面用木棍支撑一下，就成了舞台，演员在后面稍微化化妆，就可以演戏了。”1945年春节，是张家口人民获得新生的第一个春节，上百个军民组成的演出团队走上街头喜庆新春佳节。华北联大秧歌队全天演出了3场。据前民回忆：“首先是林白和演黄世仁的陈强的《打花鼓》，曲调是具有河北浓郁地方特色的《小放牛》，歌词是贺敬之编写的，接着是王昆和叶央的《兄妹开荒》，再一个就是吴坚和孙岭的《夫妻识字》。演完第二场，就在街头马路边休息了，由学校伙房的同志们送来饭，就这样，大家在风沙中香甜地吃着馒头、喝着大锅汤。”“街头卡车剧”公演式的演出，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非常贴近普通群众的生活，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在张家口，歌剧《白毛女》经过不断改进，完成了最终的改编和定型，在思想和艺术上日臻完善，成为影响最广泛的戏剧。1945年11月，华北文艺工作团与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联合排演重新修改加工的《白毛女》，由李焕之指挥，舒强导演，凌子风饰杨白劳，王昆和孟于饰喜儿，陈强饰黄世仁，高维金饰王大婶，车毅饰张二婶，叶扬饰穆仁智，孙峥饰黄母。在1946年新年前，在张家口人民剧场公演，连续演出30多场，创造了3天演出6场的最高纪录。据1946年1月8日《晋察冀日报》报道，在张家口演出时，“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

　　代表着解放区戏剧艺术最高峰的《白毛女》，对教育和鼓舞解放区军民全身心投入到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孟于回忆，华北联大文工团在怀来慰问部队的演出中，“当演到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死的时候，台下好多人泣不成声。最后演到斗争地主黄世仁时，有一个战士激动得忘记了是在看戏，口里喊着‘黄世仁太可恶了，我崩了他’，端起枪就要向黄世仁冲去”。怀来战役后，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的杨成武写信高度赞扬了文工团：“这次怀来战役打得很好，我们的战士打得英勇，抵抗住了几倍于我的敌人，取得了战斗胜利。战士们在肉搏时那样的英勇顽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看了你们演出后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激发起了他们对敌的仇恨，因此，这次战役的胜利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延安文艺工作者和晋察冀文艺工作者汇聚张家口，开启了解放区文艺发展繁荣的新局面，这是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红色文艺家的一次集体检阅，是掀起新中国文艺创作高潮的一次大预演。他们高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旗，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怀创作的红色文艺，是晋察冀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晋察冀文艺和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新高峰，生动实践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求，创造了极大红色文艺成果，必将彪炳中国文艺史册。

　　（作者：郑恩兵，系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本版历史图片由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