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风暴》尚在播出中，但是引发的热议不断，越来越多的有心观众开始关注故事背后的真实案例。它毕竟并非纪录片，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实于真实案例，但在创作维度中，尽可能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勾勒描画了扫黑战线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尺度之激进在近年来涉案剧类型的创作中首屈一指。 上图、左图均为《扫黑风暴》剧照。

　　张富坚

　　观点提要

　　《扫黑风暴》的出现，正是涉案剧创作展现理性力量、呼唤人性觉醒、倡导法治尊严等主题的回归，往健康、积极的方向开拓出类型创作的新境界，值得认真审视并延展。

　　电视剧《扫黑风暴》8月9日起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播出，该剧在题材尺度、叙事技巧、表演风格和影像格调等方面散发出让观众兴奋的能量，让涉案剧类型又立上风口浪尖，也给同类型电视剧的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

　　涉案剧不是对现实生活云淡风轻式的描摹，而是包含正、邪力量之间的剧烈交锋，善、恶人性代表之间的殊死搏斗，涉及严肃的政治与社会意识表达，要从理性、人性和法治的多重侧面构造剧情，从而实现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和社会责任。《扫黑风暴》的出现，正是涉案剧创作展现理性力量、呼唤人性觉醒、倡导法治尊严等主题的回归，往健康、积极的方向开拓出类型创作的新境界，值得认真审视并延展。

　　理性的力量与人性的觉醒

　　《扫黑风暴》讲述的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在督导组的领导下，人民警察以抽丝剥茧的坚韧精神、专业冷静的办案作风，将笼罩于绿藤市上空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成功荡涤的故事。该剧出场人物众多，其中不少角色正邪面目难辨，而故事的前史如草灰蛇线，若隐若现。剧集尚在播出中，但是引发的热议不断，越来越多的有心观众开始关注故事背后的真实案例。《扫黑风暴》的情节取材于云南孙小果案、湖南文烈宏案、海南黄鸿发案等，当年，这些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曾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彼时大众只是获悉一个结果，却并不了解办案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扫黑风暴》并非纪录片，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实于真实案例，但在创作维度中，尽可能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勾勒描画了扫黑战线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尺度之激进在近年来涉案剧类型的创作中首屈一指。

　　毫无疑问，孙红雷扮演的主人公李成阳是一个立于黑暗和光明之间的人物，孙红雷的表演极具张力，将角色在人性暧昧地带的困顿与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更为立体地叙事，导演多处运用了镜头内蒙太奇等手法，将主人公的回忆片段穿插于现实情境之中。通过多层次的表演和细腻的镜头语言，一方面展现李成阳身上不曾熄灭的刑警本色，另一方面也描摹他在黑恶环境中让人不寒而栗的“狠劲”。再加之电视剧在视听语言上全面追求电影化效果，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极佳的影像质感，堪称制作精良。

　　但是《扫黑风暴》如果仅仅满足于个别人物的塑造和影像风格的打磨，恐怕还难以达到一流的水平。一般的犯罪题材作品，出于对观众情感喜好的迎合，往往会着眼于“正邪难两立”的戏剧性冲突设计，例如：兄弟情深，但却分属于不同阵营……这样的情节总能营造巨大的情感张力，让观众有绝佳的带入感。但是这其中也存在挂一漏万的问题：从极致的情节性出发，意味着一切人物关系、社会机制均可在“情”的框架内自圆其说，而理性思辨的部分则受到了削弱。回看以往的同类型作品，以《黑冰》《黑洞》为代表的上一代涉案剧虽然极为戏剧化，但也存在“情有余，理不足”的短板。例如，王志文在《黑冰》中扮演的大毒枭李小鹏的人设极为丰富细腻，尤其是剧尾的那场独白式的自我剖析，摄人心魄之余竟能逻辑自洽，让对面蒋雯丽扮演的人民警察哑口无言，活脱脱塑造出一个心存大志却童年不幸的悲情英雄。但问题来了：怎样把反面人物进行人性化的真实刻画？

　　当电视剧执着于人物情感关系的构造，即意味着“爱恨情仇”成为情节主导，在追求娱乐功能的影视剧作中，这样的类型套路极为常见。但《扫黑风暴》显然志不在此，该剧最具统摄性的情节框架其实建基于中央督导组抽丝剥茧的办案过程，而李成阳的行动出发点并非仅仅是报仇雪恨。在该剧第4集中，李成阳追问刑警老朋友何勇：“这个系统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说出这番话，恰好透露出李成阳埋藏于心中的最高任务——他要看清谁是好人、谁已经滑入黑色深渊。

　　片中设定的“绿藤市”以及剧中的“长藤集团”颇有深意地用了藤蔓的意象象征黑恶势力的关系网，暗示官商勾结的复杂关系网必须得到斩草除根式的清除，才能换得健康清朗的社会生态。《扫黑风暴》期望带给观众的不仅是一场关于“爱恨情仇”的“黑帮+刑侦”故事，而是向观众讲述这场惊心动魄的“扫黑除恶”行动之外的政治涵义。所以剧中花了大量篇幅细致呈现国家如何下决心、花力气，为执法系统号脉、诊断并施行手术的全部过程，意图让人民群众真正了解并信赖我国执法部门的行政能力和纠错能力，并对战斗在执法第一线的公安干警生发由衷的敬意。

　　当检索与该剧相关的案例时，不得不承认现实远比剧情更令人震撼。观众或许会有疑问：电视剧对于真实案件做了“淡化”处理，是否就是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原则了呢？事实上，这样做的理由就是要让观众能够从过于激烈、引发官能反应的场景中抽离出来，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思考真相背后的社会问题。正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不会在舞台上直接呈现俄狄浦斯如何戳瞎自己双目，弃用这样的惊悚场景，观众更能够深刻反思俄狄浦斯王直面自身命运、不回避责任的英雄本色。涉案剧如果仅满足于铺陈耸动情节，就有可能迎合了“色情+暴力”的庸俗盈利法则，这也是为什么涉案剧作为市场宠儿需要相关管理部门牢牢盯紧才不至于走偏。但反过来看涉案剧的创作，如果能把握住理性探讨社会问题的基本导向、向大众普及法治教育、宣扬正义和道德，则一定大有可为。

　　法治与正义的凸显

　　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涉案剧一度是一个耀眼的类型。这一类型经历过野蛮生长和枝繁叶茂，曾是电视台收视的主力，其中的代表作品获得过极高荣誉，为电视剧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艺术类别立下过汗马功劳，对社会心理和社会价值的引导产生过重要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便衣警察》《9·18大案纪实》《永不瞑目》《惊天大劫案》等剧播放之际，无不万人空巷；本世纪初的《征服》《黑洞》《黑冰》等剧更是将涉案剧类型推向了巅峰，社会热议不断。

　　但在涉案剧类型风靡的同时，也曾出现过诸多跟风之作。制片方为了追求收视率，过度渲染暴力色情、赌博凶杀、权钱交易等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案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和矛盾，使得戏剧情境架空而虚假。鉴于涉案剧之乱象，2004年4月广电总局向各卫视下发《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一方面防止“暴力文化”传播，同时也抬高了涉案剧的创作门槛。此后，投资制作方视涉案剧为畏途，其创作沉寂多年，卫视黄金档迅速被其他类型挤占，涉案剧类型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由于涉案故事发生于现实生活的暗黑边缘，剧情挑战着普通观众对世俗伦理的正常认知，它提供了双面性。一方面，具有较强思辨能力的观众能够从优质涉案剧中学习法律知识、了解社会的运行机制、思索其修正方案，同时也会从正义卫士们的英雄气概中汲取精神养料并领会法治精神。在另一面，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娱乐性，涉案剧可能仅仅提供了简单的感官刺激，不足以担当起艺术作品的社会道义，会对社会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而这正是观众所不能接受的。基于此，涉案剧类型自身面临着巨大危机。

　　等到2017年《人民的名义》、2019年《破冰行动》大热，直至今日《扫黑风暴》播出，才让涉案剧创作找到了新的出路，产生了类型迭代的可能。它们的涌现，体现在艺术创作上的优势——更具电影感的视听语言、更快的叙事节奏、更强的信息密度，这一切的聚合造成了信息过载，让观众在“烧脑”之余陷入到叙事的迷宫里去。毫无疑问，这是制片方与时俱进，自我提升艺术手法的结果。但如果仅凭剧情依托的话题性和叙事技巧，是难以支撑这一批剧的高收视率并获得长久口碑的。一部精彩的涉案剧，除了能提供娱乐体验，还要有现实性和政治性的合理表达，且终究要以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致胜。可以看到，近年来的涉案剧在题材所依托的劲爆案例之外，以人民利益至上的视角为基点，剖析滋生犯罪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生态，并对打击犯罪的合理性、维护法治尊严的正义性给予深度阐述。《扫黑风暴》一剧，体现出有别于以往作品的新意，是涉案剧类型创作理念更新与迭代的产物，散发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找准了着力点。

　　（张富坚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师）